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丘成桐:天天讲成功学,小孩子当然不觉得念书本身有价值

 
采写︱张弘
 
“我父母对我的最大最重要的教育,放任我去念我喜欢的东西,使我一生受益。”
 
在数学领域,丘成桐攻克了多个数学难题,并获得菲尔茨奖等多个世界级的数学大奖,其学术成就在世界上更得到了公认。在美国,他不仅提携中国的学术后辈,而且培养了多名杰出学生。在中国,他成立了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中心,在“不拿一分钱”的情况下,以一己之力大大提高了清华大学数学系的水平。此外,他还在其他大学组建了数学中心,为整个中国的数学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。
 
另一方面,丘成桐个性鲜明,他曾经在媒体上公开批评自己的学生田刚以及北大数学系,在学术界引发轩然大波,并因此引来了反击。对于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和学术评价机制,丘成桐都公开表达过自己的想法。
 
是哪些原因造就了丘成桐的成功?在他攀登数学高峰的道路上,曾经有过怎样的经历?丘成桐主要在海外,为何也会卷入华罗庚一派和陈省生一派的纠纷?在美国生活多年并且入籍,为何他自己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?近日,丘成桐的自传《我的几何人生》由译林出版社出版。在书中,丘成桐详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:从广东蕉岭到香港,从香港到美国求学,从美国再回归大陆,丘成桐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,并且以数十年的实际行动支持了中国的数学发展。
 
就书中涉及的相关问题, 全现在/燕京书评采访了他。
 
丘成桐,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数学家之一,哈佛大学教授、清华大学教授,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院长。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、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,荣获菲尔兹奖、沃尔夫奖、克拉福德奖、美国国家科学奖、马塞尔·格罗斯曼奖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等大奖。他成功解决了许多著名的数学难题,其研究深刻变革并极大扩展了偏微分方程在微分几何中的作用,影响遍及拓扑学、代数几何、表示理论、广义相对论等众多数学和物理领域。(张弘摄)
 
01
人文学能够形成科学研究的感觉
 
燕京书评:你曾经建议教育部门,选择一些名人传记、数学科普书作为学生必读书;作为一位在国际上享有盛誉,在国内也广为人知的数学家,这也是你写自传的原因之一吗?
 
丘成桐:这是原因之一,希望我生平念书的经验,对于年轻的学生会有些帮助。现在很多学生家里还算小康,他们没有什么道理念不好书,一些同学却往往抱怨念书困难。我出生于一个穷人家庭,在数学上也算是有所贡献,希望学生知道读书遇到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,他们在学业上也可以出人头地。
 
对于有志于学的年轻人来说,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:要做一个真正有学问的学者。不仅仅要考试考得好,还要对学问有兴趣才行——我一辈子都对学问有兴趣,所以不怕困难,就算是有困难也能够克服。我对学问的浓厚兴趣,让我毕生受用不尽。
 
很多学生读书的唯一目标就是考试时拿到好的分数,而一般的学者的目标则是赶快去拿个头衔,然后去追求更高的名誉,这些都不是做学问的主要目标。中国有不少学者的学问还是不错的,但跟世界上有名的大师还是有一段距离,大概是因为他们追求的都是一些小名小利,所以终究不能成大器。
 
燕京书评:你认为,多读几部科学家传记、数学科普书,培养学生的兴趣,要比参加奥赛训练更重要。你在自传中也提及,有的大陆学生很聪明,也很有数学天分,但后来改行了。那么,你是强调“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吗?就你自己的亲身经验和教学观察,这一点是否明显?
 
丘成桐:“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,这一点很重要。你受到启发,会花很多功夫,去思考,去用功。如果对学问没有兴趣,勉勉强强懂一点点基本知识就以为够了,不会用生命深处爆发出来的精力去研究学问,很难成就大学问。有人很有钱,他还是喜欢冒险,爬很高的山,因为他觉得爬山挺有挑战感,就是要爬。美国一些有钱人喜欢去太空冒险,自己花钱去做太空船,赚不赚钱他不见得在乎;他觉得去太空够刺激,他有兴趣;假如没有兴趣,他不会去做这些事。很多大学问,都是因为研究者有兴趣做出来的。
 
二十世纪最出名的生物学大师沃森写了一本书,叙述他和他的同伴怎么发现DNA的过程。开章名义就说他当时很年轻,不到22岁就想去解决生物学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,就是了解生命的基本结构。他认为他可以找到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,他非要将它做出来不可,就把全部精力都花在研究这个问题上面去了。他找了他的朋友一起做,花了很多功夫,终于在几年内做出来了。当时,和他竞争的对手是诺贝尔奖得主珀伦,他也不怕,他和他的朋友抢先完成了这一研究。
 
沃森虽然只是很年轻的刚毕业的学生,但敢于闯敢于做大事,因为他觉得人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,就是揭示生命的结构,他认为这个问题的解答会让他青史留名。我想他做这个问题的时候,没有想过要拿诺贝尔奖,而是很狂热的投入,非要将最重要的结果做出来不可。
 
我坦白讲,在中国年轻的科学家,很少愿意把全部精力放进去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,而且非要解决它不可。大部分中国小孩子很少有这个狂热,他们考虑的是要出国要赚钱。
 
《我的几何人生》,丘成桐、史蒂夫·纳迪斯著,夏木清译,译林出版社2021年3月版
 
燕京书评:你在自传中引用了大量的古典诗词,比如,王国维描述做学问的三重境界、屈原的诗句,包括书后所附你创作的古朴典雅的《中华赋》。你还说,《红楼梦》中的爱情主线让你感动,阶级冲突使你产生了切肤之痛,而这部小说的结构影响了你对数学的看法。这似乎是说,你早期受到的人文教育潜移默化的作用于你的数学研究,或启发你数学研究的灵感。实际情形是否如此?
 
丘成桐:一般来说,一个好的科学家都会受到人文科学的影响。但是,每个学者开始做学问时,都会花很多时间去学好大大小小的基本功夫。先要走一段打好基础的路,再走一段其他人没有走过的路。我们在走没有人走过的路时,往往要做一些决策,这个决策受到人文科学很大的影响。在三岔路时,要选择走哪条路才比较丰富,得出更好的成果?人文科学带给你的修养,往往给你一个很重要的支持。
 
我们爬山爬到半路,遇到困难时,我们会不会放弃?这是个很重要的决定。做学问时,往往要走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,我们走到半路时会不会不放心?这个决策是很重要的。爬过一座座山后,你是不是继续走这条路或是走另一条路,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决定,因为有可能走下去,会到尽头了,要知所进退。但有时候,你晓得路径是对的,走过去还会有很丰富的前景,后边尽管有风险,你还是要往前走。
 
做重要的决策不见得是科学的,往往由一种感觉来决定——你对学问的感觉或是你对大自然的感觉,对你的研究极为重要。你的感觉对不对,能不能带给你好处,对前沿的研究是很重要的。这个感觉往往是从小训练出来的,是我们和大自然交流得出来的结果。为什么呢?因为诗词也是我们心灵跟大自然交流的一个渠道,假如和大自然交流得好,对科学就有感觉。做决断的时候,一个好的科学家跟第二流的科学家往往不一样,没有什么特别原因,和科学家受到哲学的培养,对学问的了解都有关系,不是完全孤立的。假如没有这方面素质的培养就做不好,这些都不是科学的决定,怎么往前走,和人文的修养有密切的关系。
 
无论在历史上或者文学上,都有很多人类宝贵的经验记录下来,比如霍去病跨越沙漠去打匈奴,他决定要向前冲,去攻打匈奴单于,为什么他敢?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,有些人会怕,因为从来没有人在大漠上奔驰千里去攻打匈奴,但霍去病决定要做,结果打了胜仗,但不是会打胜仗。他开始时不见得清楚,得要靠他自己的直觉,他要知彼知己,也要晓得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。这种种经验都是训练出来的,不是随便得到的。
 
北大也好,清华也好,有些小孩子志气大得很,他说我要解决大问题,否则我就不算伟大。话很动听,但他有这个能力吗?他可能根本没有这个能力,夸口可就没有意思了。假如他要爬珠穆朗玛峰,赤手空拳就准备去爬,这不可能的事。对吧?总要拿一大堆工具。
 
这些都是人生的经验,所以人文的修养辅助上科学的修养。归根到底,最重要还是要学习基本的工具,不懂加减乘除就不可能懂得微积分,就像你爬山的时候没有好的鞋子好的手套,你想爬上珠穆朗玛峰是不可能的。
 
02
家庭的熏陶和教师质量很重要
 
燕京书评:你的父亲丘镇英是早稻田大学硕士,他严格要求孩子们努力读书;你的母亲念完了高中,在你父亲去世之后拒绝了你大舅让你去养鸭的建议,在最艰难的时候仍然激励你努力读书。虽然你后来的成功有很多因素,比如萨拉夫的帮助、陈省身的指导等。但我觉得,这种家庭教育的理念会激励一个人努力学习。你对此有何体会?
 
丘成桐:对,这确实重要。我父亲是有学问的学者,他重视的是教导我一个学者应当做的事情,而不是去做一个商人。我有很多朋友都是商人,他们期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能够赚钱,不在乎孩子学习到什么新的学问,也不在乎孩子对大自然有什么了解,也不在乎孩子在学术上有什么贡献,而是希望小孩子以后一辈子无忧无虑,能够过着好的生活,无灾无难到公卿!——这就是一般中国家长的愿望。
 
很多小孩子都会迎合家长的要求,他们明明对某些学问有很大的兴趣,但他往往会受到家长的影响,慢慢地也不会把这些兴趣看得重要。毕竟人在年轻的时候,思想还没有稳定下来,会受到大人的影响。大人往往劝导你感兴趣的这些东西念了也对你以后没有什么好处,甚至对社会没有什么好处,你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赶快去念金融,研究投资,以后可以开公司,小孩子听多了就很容易改变态度。现在媒体常常描述,某一个商业成功者怎么赚到第一桶金,怎么成功创业,电视、广播、报刊、互联网天天讲这些事情,所以小孩子就不会觉得念书本身有价值,对学问的兴趣也少了很多,因为他不认为做学问是一个高尚、高雅的活动。
 
每一个时代有不同的想法,每一个团体也有不同的想法。假如你在唐朝的时候,你会觉得写诗写得好,是件很风雅的事,现在我们的社会认为做生意重要,所以有不同的风气。可幸我父亲跟我母亲从来没有认为念书是为了赚钱的,就算我家里最艰苦的时候,他们也没有说我以后要赚大钱,甚至没有要求我赚钱来维持家计,他们觉得我好好地念书就一定有前途,不用管其他的事。
 
我父亲在世的时候,因为小孩很多,他工作很辛苦。当时,我父亲一年的薪水才2000块港币,一个月的房租是100块钱,剩下的钱就很少了,但他还是维持下去,坚持我们要念书,他觉得念书很重要。同时,我父亲搞哲学,他常常会把学生召集到我们家里来讨论学问,这种做学问的态度跟风气对我影响很大。
 
我母亲在我父亲去世以后,希望我很快成长。因为生活很艰苦。但是,就算在生活艰苦的时候,我母亲也没有要求我去念电子工程或者金融,她觉得我念数学也没什么不好,只要我喜欢,只要成才,懂得这门学问,她就觉得很满足。
 
这对我很重要,让我有胆量去念一般人家认为不重要的科目。我中学的时候,大部分同学都想念电机工程,我就对数学有兴趣,这是我父母对我的最大最重要的教育,放任我去念我喜欢的东西,使我一生受益。
 
1941年,丘成桐的父亲丘镇英和母亲梁若琳的结婚照。
 
燕京书评:你就读的香港培正中学“数学老师尤其突出,绝大部分水平奇高”(20页),你还特别提到老师梁君伟非常棒(22页)。而培正中学也出了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崔琦、七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、数学家萧荫堂和你。由此可见,高质量的教师对于学生的重要性。在中国,教育资源分配极不平衡,绝大多数中学的数学教育都达不到培正的水平。在中学数学教师的培养上,你有什么看法?
 
丘成桐:教学的质量和教师的素质,跟学校得到的投资有很密切的关系。当年我念培正中学的时候,中学由美国浸信会支持,有不错的经费。但到了1980年代以后,教会就不大支持培正中学了,经费主要由政府付出,政府就管了很多事情,要培正跟其他比较差的学校看齐,要遵守政府定下来的规矩。当年我们念培正的时候,很多课都是其他学校不教的。我们的老师很好,能够教很多与众不同而有趣的课程,这对我们学生影响很大。
 
中国的小学教育,从前经费是不够的,现在比较好了。中学教育也开始大改变了,不是从前的光景了。20年前中国的中学教育实际上是不行的,但现在有很多很不错的中学,比从前好多了。所以,教育的发展跟经济还是有很密切的关系,现在政府也愿意投资教育。同时,政府对中学教育的管制也慢慢放松不少。当年香港政府对培正中学管得不多,主要是学校自己管理,比较自由。薪资高了,老师也愿意多花功夫去教学生;如果薪资不够,学校请不到第一流的老师,素质就不大行。
 
老师的报酬太高也不见得是最好的事,但一定的水平总是要有的。假如一个老师要花全部时间教学生,他家里挨饿是不行的。如果老师的薪资太低,不能解决家里的基本生活开支,他怎么可能安心教书呢?这是现实的问题。我老家在广东蕉岭县,我第一次去时,穷得一塌糊涂,中学、小学都不行,现在的教育质量慢慢提上来了。
 
1979年,丘成桐游览北京颐和园。
 
03
我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天才
 
燕京书评:你1966年秋天考入香港中文大学的成员学院崇基书院,来自美国的数学学者萨拉夫在你大二时提出让你提前毕业,校长李卓敏建议你去和香港大学的数学家黄用诹见面,他无意考你,只想展示自己的工作,意识到你对他的工作不感兴趣之后就认为,你不是个天才。黄用诹1913年出生,到2004年才去世,当你后来在数学界功成名就之后,他有没有向你致歉?
 
丘成桐:你知道,香港大学是大英殖民地在香港成立的第一个大学,一百多年历史了。它是培养香港殖民地官员主要的地方。所以,港大教授一直以为自己很了不起。1963年以前,香港大学是香港唯一的大学,即使有大学问的学者如钱穆,也做不了香港大学的教授,他的薪水比香港大学的教授相差很多。香港大学的教授比一个在私立书院里面任教的普通教授,薪水可能相差10倍。基本上,香港大学所有的课程都用英文讲,全面认同港英。所以,香港大学的师生大致上都认为自己比其他大学高一等。
 
黄用诹做过香港大学副校长,当然以为自己很了不起。其实他做的数学专业是几何,跟我同行。他在几何学上的研究并没有太大意思,但他的权力太大,不大了解他自己在科研上不行,他觉得自己高高在上是很自然的事。但是,他对我的老师陈省生不能够不佩服,不敢不恭敬。我跟我的老师在一起时,他就对我很客气,因为陈省生先生是当代最著名的学者。有一次他从香港经过加州,陈省生先生请他吃饭,我也去了,他在我老师面前是毕恭毕敬,在这个时候他对我就没有这么傲慢。但是,在其他场合就不见得是这样子,我倒不在乎。他懂的学问其实不多,但有趣的是,他在香港大学的学生里面制造舆论,说他是世界十大数学家之一,这当然不是事实。
 
我对他还是很礼貌的,事实上我也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天才,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天才。所以,这是一个小事件。
 
燕京书评:你1969年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,参加过“钓鱼岛事件”引发的学生运动。你1971年22岁就拿到博士学位,然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。你在书中说你和物理学者沈平、数学学者莫宗坚、项武忠等人聚会时,大部分时间在讨论《毛主席语录》。联想到1968年左翼运动在全球爆发,你们当时是否受到这股潮流的影响?
 
丘成桐:我想是受到了潮流影响。当时伯克利有很多美国学生对美国政府很失望,他们反越战,美国政府不理他们的抗议,还派了军警来镇压,并且开枪。所以,他们研究越南的文化。刚开始时他们研究越南共产党的领导胡志明,对他很仰慕。很多学生宿舍里面挂着胡志明的像,但学生随后发觉,胡志明其实很多理念都是从中国学来的,所以他们就开始研究中国共产党,就开始挂毛主席的像,同时也开始念毛主席语录,大概是1970年就开始了。
 
我刚刚进入伯克利的时候,中美还没有建交,当时台湾跟美国有正式外交关系。我们期望台湾替中国出头,保卫钓鱼岛。但是,台湾官员敷衍了事,不理我们。我们就很失望,因为美国人在挂毛主席的像,我们觉得我们也应当去研究一下毛语录是怎么回事,所以就开始阅读毛语录,至少搞清楚它的内容是怎么样的。我看过毛泽东的文章,觉得内容都不错,但我毕竟不在中国大陆,所以搞不清楚“文化大革命”是怎么一回事。我们只能够看到“文革”表面上好的地方,没有看到后面的东西,我很多朋友就对“文化大革命”产生梦想。读毛语录时,我们都觉得不错,但不是能够身体力行地做到里面讲的,则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 
1996年,丘成桐(右)和论文导师陈省身先生摄于台湾。
 
燕京书评:你在自传中写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事,1971年7月尼克松宣布次年2月访华,莫宗坚1972年不顾众人苦苦劝告回到大陆,但半年之后就决定回到美国。你当时怎么看这件事?你当时想过回国吗?
 
丘成桐:莫宗坚是在台湾长大的,他对中国大陆内部的情形可能不了解。虽然我在美国时,对中国实际的情形也不太清楚;但去美国之前,在香港倒是知道一些中国大陆的事情。我在香港长大,我们看的报纸,对中国大陆内部的事情报道比较详细。同时,中国国内有些事情是眼睛可以看到的——“文革”中有文斗、武斗,很多尸体从珠江流到香港。我们去海边游泳时会看到,这些尸体是打架死掉后流下来的。这是第一点——我们晓得武斗是绝对存在的。第二点,我那时候住在沙田,是九广铁路经过的地方,广州到九龙的铁路,天天运货,中国的货物到香港换外汇,我小时候就天天走那条路,沿着铁路回家,所以对于火车上运什么东西晓得一点。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猪。从大陆运到香港的主要就是农产品或者牲口,就是猪牛这些牲畜。在“大跃进”和“文革”时,从中国运来的牲口特别瘦,差不多是皮包骨。所以我晓得,中国当时是很穷的。
 
结果,莫宗坚1972年年初回大陆,只待了很短时间就回到了美国。去大陆之前,他有一辆汽车想卖给我,我当时不需要,就没有买。他回美国以后,将车子开走了。一时之间,他没有工作,项武忠就打电话给莫宗坚的导师,莫宗坚就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。然后项武忠到处吹,他是莫宗坚的衣食父母,这就太过分了。
 
1998 年摄于新疆,向学生展示书法。
 
04
做第一流的学问不能搞量化考核
 
燕京书评:任正非曾经透露过华为拥有700名数学家,而你对此表示质疑,说这700人最多只能称为数学工程师,那么,纯理论数学家和数学工程师的意义、价值和重要性各在哪里?
 
丘成桐:华为这些数学家,无论是纯理论数学家也好,应用数学家也好,这些人我都没有见过。其实我很尊敬任正非,他为中国做了大事。但是,我估计在中国大陆,能够做好研究的数学家不会超过一两千个人。我来中国大陆很久了,一生研究数学,还没碰见过华为的任何一个数学家,所以人家问我的时候,我才有这个反应。  
 
燕京书评:你认为,现在中国的学术界非常浮躁并且混乱,每年公开发表的论文也更像关系到考核标准以及评职称的一项作业,所以基础研究越来越被忽视。现在很多院士都是在敷衍做事,为的不再是研究本身而是奖金补贴。之前已经有很多学者批评现行的学术体制,认为用量化标准来考核学者的做法很荒谬。综合你在美国和中国大学的执教经验,你怎么看这个问题?
 
丘成桐:当一个国家的学问还未转型的时候,可以用量化来作为衡量的指标。比如,以中学生,小学生为例,你会不会加减乘除,会不会解一次方程二次方程,那是很容易搞清楚的,很容易量化。你不会做这个试题,就表示不懂。
 
但是,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当年比较原始的状态。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,中国的数学水平不高,可以用一定的量化方法作为衡量标准。当国家数学的水平提高很多以后,就不适合用一般的量化标准来考核,我们要研究的是大自然里深奥的问题,要走的是其他科学家以前还没有走过路。我先走了两步,其他人可能完全没有搞清楚我做的学问,因为这是新的问题。那你怎么量化?所以,中国假如真的要做第一流科学研究的话,不能够单靠量化的方法来衡量学者。
 
中下游的学问可以用量化方法来决定,中上游的学问不可能用量化方法来决定。量化有它一定的好处,但你要知道中国的数学程度不再是中下游了,我们要做第一流的学问,要向上看。
 
燕京书评:按照你在自传中的描述,1941年华罗庚获得了国家科学大奖,但是陈省身和他住在一起,自此,“纷争容易形成,但难以化解”(102页),而两人的矛盾在他们的弟子、甚至再传弟子身上仍然延续(154页),并且和你产生牵连;1980年,吴文俊的一个学生和你产生了激烈争吵。应该说,这些矛盾影响了学术的发展。在你看来,矛盾的根源是什么?
 
丘成桐:我在香港长大,我跟华先生跟陈先生当年没有任何关系,后来陈省生先生做了我的导师,我才和他有师徒关系。但是,我也学过华先生的著作,所以我对他们都很尊重。从感情上或者从数学上,我跟华门弟子没有什么矛盾。但是,他们为了很多小事情,吵架吵得一塌糊涂,直到现在——这是很不幸的事情。
 
我认为,根源在于个人把名利看得太重。像数学大奖也好,院士也好,不过就是为名为权为利,我个人看重的是对学问的追求。
 
燕京书评:你曾经提出过120个数学问题(169页),后来又提出100个数学问题,这些问题的现在的研究进展如何?
 
丘成桐:我提出这些问题后在数学界影响很大,到现在大概解决了30%。大部分解决的结果是对的,方向是对的。
 
杨振宁和翁帆。
 
05
学问不该论资排辈,不能倚老卖老
 
燕京书评:你在书中认为,中国人有敬老传统(302页,305页),这在伦理道德方面有一定的正面意义,但是,在学术研究上不应该“愈老愈强”,“敬老”过头,会对后代产生不必要的障碍。以你在东西方生活多年的经验,你认为理想的长幼关系是怎样的?
 
丘成桐:举例来说,我在哈佛的同事,很多是一代大师,到了六七十岁以后,这些大师们很珍惜自己的学术声誉。年纪大了后,他们会自己承认,现在学问和本领已经比不上从前。而中国是刚好相反,越老越好,中国文化历来提倡敬老,你看金庸的武侠小说,都是越老越厉害。像《神雕侠侣》中的周伯通和一灯大师,那么大的年纪了,还非常厉害。中国人往往会忽视一个人年纪大了以后,衰老是一个物理现象,不是一个道德问题。一些老人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。
 
在这方面,外国的学者比中国学者谦虚。很少见到年纪大的中国学者愿意承认自己现在的学问比不上从前了,在专业领域可以退出来一点。刚才说的我在哈佛那位教授,他比我大20岁的样子,现在去世了。他在数学上是一代大师,当时我是系主任,他生日那天,我们做了一个派对,他当着很多人的面前讲,他到了60岁的时候,发觉他的数学的能力比从前差得多了,所以当时就决定不能在哈佛待下去了,因为他的能力不行了,他就决定退休,到得克萨斯大学去做教授了。
 
但是,论资排辈这个事情中国很难改变,这跟中国人的一个传统有关,假如学者没有这个地位的话,很多生活上好处拿不到,但是,生活上的好处其实可以跟学术见解分开的,美国就是这样。我对你很尊敬,生活上有什么问题,我们也可以帮你解决。但是,学术上的问题,你就不要添乱了。
 
燕京书评:你曾在书中几处提到,自己幼年到大学受益于中国,之后从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受益匪浅。你对中国有深厚的故土之情,并且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。但是,你对大学中的官僚主义颇为不满(296页)。同时,你也对美国感激良多,对美国数学界尤其如此。在美国你可以畅所欲言,在中国则要出言谨慎(306页)。那么,中国的教育体系和学术体制应该怎样改革?
 
丘成桐:现在有些媒体往往夸大和误导大家,有些事情我们在国外看得很简单,但在国内就有非议。比如,杨振宁先生和翁帆结婚,这是个人私事,在美国人看来是司空见惯的事,有些老百姓觉得这不是很合适,很多非议。在这件事情上,我很佩服他的勇气。
 
总之,文化和制度两方面的问题都有,都需要改变。
 
燕京书评:你之前对自己学生田刚的批评,对北大数学系的批评曾经引发轩然大波。有些人认为,你不像个中国人,有更多的有美国人的直率,比如说就事论事,不讲情面。你怎么想?
 
丘成桐:批评田刚,批评北大,对于我来讲都是小事情。田刚是我的学生,我希望他好好地做学问,他没有听,我就批评了他。北大数学系有很多作风对做学问不好,我也批评了,北大有些人不高兴,反应很大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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