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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0抗郁行动|一个被重度抑郁困住的女孩

3月30日,是画家文森特·梵高的生日,他因罹患双相情感障碍离世。为了纪念他,国际上将每年的3月30日定为“世界双相障碍日”(World Bipolar Day)。国际双相障碍学会(ISBD)中国分会、中国心理卫生协会、@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 联合发起了#330抗郁行动#活动。
 
双相情感障碍,又称为躁郁症,患者的状态就像坐在情绪的“秋千”上,他们很有可能上一秒还在低落,下一秒就情绪高涨起来。对于他们来说,世界就是一台不时启动的跳楼机,大脑永远流窜在躁狂和抑郁的两极。
 
据统计,双相障碍患者自杀风险是普通人群的10倍,25%至50%的双相障碍患者有过自杀行为,其中11%至19%自杀身亡。
 
躁郁症虽然与抑郁症不同,但他们都严重威胁着患者的精神健康,目前全球有超过3.5亿人患有抑郁障碍,中国泛抑郁人数接近1亿,心理、精神疾病已严重侵扰着人们的健康,影响家庭的和谐。
 
今年1月,全现在曾采访过一位14岁、重度抑郁症伴有双相情感障碍的女孩。在采访过程中,我们见证了女孩被病情遭受的折磨,和家长为了治愈孩子所作出的改变。
 
原文如下:
 
特别关注 | 一个14岁重度抑郁症女孩的困与退
撰文 | 徐黛茜
编辑 | 杨迪
 
彭可欣右手握着一把美工刀,架在左手腕上, “你答应陪我去住院的!”她瞪着坐在沙发上的妈妈喊。她那因服药而微肿的身体颤抖着,小脸涨得通红,几缕长发粘在额头上,眼泪糊了满脸, “你答应的!你不要骗我请不了假!”
赵琳没说话,仍坐在沙发上,手指紧抓着裤缝,看得出在她在尽力维持脸上的平静。她抬起头,迎向女儿的眼睛,一动不动,不抢刀,不争辩,也不阻止女儿的任何行动。
彭可欣突然快步向前,用脚尖狠狠踢妈妈的小腿,用膝盖撞,一下接着一下。妈妈的镇静,她无法接受。
她举起刀,没做任何犹豫,将刀尖切入自己布满伤疤的手臂里。血,一下涌了出来,热辣辣的,顺着小臂,到指尖,滴嗒在地板上……从皮肉传来的痛感,让彭可欣慢慢回过神来,愤怒也随着这一股热流慢慢消退。她渐渐安静了,瘫坐在沙发上。
赵琳这才起身,打开电视机旁的急救箱,用酒精消毒,查看伤口的深浅,再用纱布一圈圈包扎,她的动作非常熟练。”我稳住了,又一次接住了女儿的情绪。”她想。
2020年11月7日傍晚,在广州番禺区的家中,14岁的彭可欣再一次情绪失控。自从2019年9月,她被确诊为“重度抑郁症伴有双相情感障碍”后,这样的发作,每周都会有两三次。
对于一个少年来说,14岁,是独立人格形成的阶段。她或他本该在与同学的社交关系、在学业的竞争中,完成儿童向成人的过渡。然而,一个面对严重抑郁症的女孩,在疾病本身的困境之中,失去外界的助力,只能一步步退回家庭。
01
“我们已经是不同的世界了。”
 
彭可欣的家,是一座复式小跃层。一道推拉门,在二楼的主卧和次卧的过道里,隔出一个小房间。这是一个只有四平米的房间,摆放着一张上下铺,一块钉在墙壁上的桌板,上层储物,下层就是彭可欣睡觉、休闲、学习的地方。
桌板前,泛黄的墙上挂着一串小灯,灯光把房间照得暖暖的。灯线上缠着十几张照片,是她与朋友、妈妈、弟弟,还有外公外婆的自拍,照片上的人都笑得挺开心。
周末,彭可欣在小区散步,天气很好,她让妈妈帮忙拍一张。图源:受访者提供
中午12点半,彭可欣才醒来。她不想动,瞪着床顶发呆,起来后做什么呢。她拿起手机,翻了翻同学动态,昨晚一个同学发了张合影,她点开,放大,仔细看每个人的表情。此外,大家的动态没有更新。对了,现在正是上课的时间。
贴在墙上“按时服药“的医嘱,和桌上的抑郁症药盒仿佛在提醒她,“我们已经是不同的世界了。”
彭可欣说,她也不清楚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,没有征兆,也没有具体原因,忽然就被一种阴郁的情绪控制了,对身边的一切丧失了兴趣,整日整夜的睡不醒,脑子始终乱乱的。日常琐事,也忽然变得很重,压在心里。
也许是因为手机?那个暑假,妈妈把她的手机没收了,只允许晚饭后玩一小时,跟好朋友在QQ上问一句:“在干嘛?”,说不到三五句,时间就到了…… 拿不到手机,与朋友失去联系的不安就笼罩着她。看到几个同学在抖音上一起去逛街,就嘀咕“她们为什么没喊我?是不是不喜欢我了?”她跟妈妈吼:“别的同学暑假都有手机,不信你去问!”妈妈一边夹菜一边回答,“期末考你排名降了 13 名,别的同学呢?”
情绪瞬间低落了,不想再说什么……
有时,又因为一件很平常的小事暴躁起来,不受控制。一次,妈妈没接手机,她便抢过外婆的手机,不停地发微信,拨电话,直到接通,对着妈妈大喊,“你干嘛去了?!”周末的出游计划,从卡丁车变成逛公园,她也会怒不可遏:“为什么要这样?”而怒气消散后,一种强烈的自责和羞愧感又会涌入内心。
情绪在两种极端里起起伏伏,她在日记中不断地写下:“我好难受……”,“我好疼……”
彭可欣在学校看见过同学的手臂上有刀割的疤痕,抖音上一些中学生的 vlog 里,也有同样的伤痕,底下的评论频繁出现三个字母,“yyz”——这是他们之间的暗语,抑郁症的缩写。
一开始,她很不屑,觉得他们都是装出来的,“被刀划一下那么疼,我肯定不会这么做。”她甚至有些讨厌这种行为,“就是跟风,想引起关注。”她也试着用指甲划一下,皮肤隆起粉色的痕迹,“很疼!”她吸了一口气,不想再试,更不相信他们所说的”什么温暖的感觉“。
直到有一次,她把刀尖压进了皮肤,划出血迹,伤口很浅,就像被猫爪龇过,“好像真的不痛。”她心里接纳并习得了这种方式,而且意外的,“觉得舒服很多。”
在别人看来,彭可欣是一个快乐、顺从的女孩。赵琳说起女儿小时候,也爱用“开朗”、“漂亮”这些词。可欣鼻梁高挺,眉毛和头发都黑黑的,嘴角上翘,总像含着微笑。
从前也有不开心的事,但一会儿就过去了。记得小学暑假,妈妈跟她达成协议,完成作业,就去迪士尼,她在网上找答案,快速抄完,结果被发现,挨了一顿训,“你这么小就走歪门邪道,以后得了?”妈妈的话听起来很伤人,她听了觉得心脏那儿像有个拳头在锤,又闷又痛。
惩罚是手抄练习册两遍,连题目带答案,她花了两周完成,还是如愿去了迪士尼。事情就这样过去了,“那个时候觉得没什么。”
但是这一回,阴郁的情绪再也过不去。
2019年9 月,初二开学, 同桌换了,变成了一张不那么熟的面孔……一连几天,白天上课都忍不住打瞌睡,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,答不出来站着一脸难堪……“一切都变了。” 青春期的小敏感、被抛弃感、孤独感……各种情绪混杂在一起,包围了她。
02
“你女儿是抑郁症,重度。”
 
精神科门诊前长长的走廊上,等候的人很多,没有成人和儿童的区别,患者、家属都在一起。有人呆呆地注视着叫号屏幕,有人低头玩着手机。大多数人看起来都比彭可欣年长许多。她不想让人注意到自己,坐墙角静静地等着。
一位女医生接待了她们,赵琳选择她,因为她简介上写着擅长青少年心理障碍。彭可欣进去坐下,挽起袖子把手臂的疤痕露出来,医生望了一眼,很冷静,“她一点都不出奇。”简单问了两句,就安排她去另一个房间做测试量表。
几百题的测试量表,铺在她的面前,她不知道该如何选择。很多等待的患者或者家属也挤在她身后,有的人甚至直接站在她后面盯着看。
医生喊赵琳进办公室谈话,彭可欣就等在门外,她有点紧张,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。应该不会太严重吧?她想,毕竟有一些题,她特意选择了那些看起来更乐观的选项。
“你女儿是抑郁症,重度。”板着脸的女医生,对着赵琳逐个念出彭可欣的症状,“睡眠障碍,少话少答,语量少,语音低、语速慢,思维迟缓,能力减退”、“有冲动、易激惹感。有自伤行为”……
赵琳一愣,她心里有所准备,但绝没想到这么严重。
之前,可欣频繁情绪暴躁,她感觉到不对劲,曾尝试给女儿开点中药,“去去火,调理调理”。手臂上的伤口,她也注意到了,但觉得那是女儿“威胁我,跟我要手机。”
“ 重度抑郁症伴有双相情感障碍。”最终,医生递给她的诊断上面写着这13个字。
青少年抑郁症,已经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。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主任潘集阳说,从他的临床经验来看,有精神障碍的儿童青少年患者越来越多。如今,在科室里,40个住院病人中就有 10 个 18 岁以下的,大部分为抑郁症。
三年前发布的《中国青少年发展报告》就显示,中国17岁以下青少年中,约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和行为的困扰,抑郁症发病率呈现低龄化趋势。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》调查数据也显示,9-18岁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14.81%左右。
看到诊断结果的那一刻,彭可欣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。恐惧,代替了妈妈答应带她来医院那一刻的放松。
上医院,其实是可欣的要求。前几天放学,情绪忽然涌来,她从学校跑回家,外婆外公和她打招呼,她不想理,头也不回地冲到自己的房间里,拿枕头砸墙壁,用脚踢门,哭着大喊,“我真的受不了了,受不了了……”外婆赶紧打电话把妈妈叫回来。妈妈进屋时,她已经没了力气,瘫坐在地上抽泣着说,“妈妈,我真的不行了,带我去看医生吧。”
她说,她想被确诊为抑郁症,“想让妈妈重视我”,“也不用再害怕别人说我是装的”。可是,当诊断书拿到手上的时候,她的眼泪开始不停地流。这个14岁的女孩,不知道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。
确诊之后,彭可欣的生活一点一点地发生变化。
妈妈给她的房间装上了门(原本是没有的)。那天,她做完心理咨询回到家,看到过道里多了一张推拉门,她立马钻进去,将房门轻轻合上,躺在里头自拍、玩手机,“真正拥有了自己的房间,有门,有安全感。”
手机,也不再是一件被管制品,玩到凌晨都没人管。零用钱和出门也不受限制,只要提出,基本都可以实现。外婆外公知道她得了抑郁症,坐在一起时,经常互相使着眼色,给她递水果、夹菜。往常可是弟弟优先。
家里的气氛,变得平和而又小心翼翼。但彭可欣总担心,这些美好都是假象,和手上的伤疤一样,过段时间就变色了。
03
“可是,自己不也是这样长大的吗?”
 
当医生告诉赵琳,彭可欣是“重度抑郁症”的时候,她的大脑一片空白,“怎么会得抑郁症?还能好吗?”得到的答案模棱两可。
没人能说清楚抑郁症的根源,为此,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已经讨论了几个世纪,一方认为成长的家庭环境,童年创伤以及社会压力导致了抑郁症的发生;而另一方则认为基因和脑部化学反应才是罪魁祸首。
青少年的抑郁症更为复杂。在北京回龙观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李医生看来,青少年有抑郁倾向与确诊抑郁症是两码事,最难的,是两者之间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分界线。
青少年进入青春期,性格本就敏感,多变。李医生甚至认为,如果仅仅根据抑郁症症状上的指标来推断抑郁症,那么来医院的小孩 99% 都能被确诊。而当前国内精神科医院少有专门的儿童精神科分科,通常与成人混在一起,这更增加了诊断的难度。
更重要的是,一旦确诊,还有可能成为一种心理标签。
走出诊室那几步,对赵琳来说,比翻过一座山还难。站定在门后,她深吸了一口气,看到女儿独自坐在候诊长椅上的身影,她决定诚实地面对,“不能逃避这个事情。”
那天下午,她请了假,也没送女儿回校上课,带着她去市中心吃了顿日本料理,之后去逛街。女儿从试衣间出来,提着裙摆在她面前转了几圈。她一阵恍惚,医生宣布的结果怎么也无法和眼前13岁的女儿重合。
“医生说孩子压力很大,但我没给过压力啊。”赵琳反复回忆,她不记得女儿和自己发生过矛盾。她的要求女儿很少会拒绝,直到初中,女儿还是喜欢黏着她一起睡,周末时,她会带着两个孩子去公园、逛街,每个暑假都会安排家庭出游。
平日,成绩是抓得比较紧,她每天都会盯着女儿和儿子一起完成作业。成绩有下降,她也会批评。有一次,女儿的年级名次下降了快50名,她是说过:这样的成绩长大只能去捡垃圾。可这不也是作为母亲督促的责任吗?如果把母亲的职责分成陪伴和督促,她觉得自己全做到了。
要说有什么亏欠女儿的,那就是给不了缺失的父爱和弟弟出生后对她不可避免的忽略。2014年,因为债务问题,赵琳和前夫离婚,但她跟孩子们只说爸爸有事出门了,主卧房间里,甚至还挂着她和前夫的结婚照。
赵琳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HR,是十几年的老员工,疫情之下行政部门在裁人,但她因为业务能力出众,留了下来。现在一个人要干原来三个人的活。
这个独自抚养一双儿女的母亲,陷入了自责与纠结,“是不是我的教育方法不当?”、“因为我太忙没有做好母亲这个角色吗?”或者,“是我太强势,没有给女儿选择的空间?”
她想起确诊抑郁症之前,女儿提出“抱一下,亲一下”,她本能地抗拒。从孩子读初中后,她们确实很少有亲密的接触了。可是,自己不也是这样长大的吗?记忆里的妈妈,永远没有表扬,总盯着自己没做到的地方。考了九十几分,把卷子拿回家,“你看看这几分是怎么扣的?”妈妈阴着脸。
印象最深的是一件新买的白毛衣,妈妈始终不让她穿出门,因为觉得她一定会弄脏。她也在日记里写过,“我恨妈妈。”但她始终是个乖小孩,学习好,成绩好。初中时,有同学上职高脱离了家庭,她给自己的规划则是读大学、去省会广州,“我要快点长大,就能逃出去。”
21 岁到广州后,租房、换工作,她一样都不与家里商量。工作两年后,在广州买了房,骄傲地带着父母去楼盘,母亲站在毛胚房里对她说的话却是,“你看看你,要还房贷了。”
母亲看不到自己的成绩,爸爸不善于表达。“可是我不也过来了?”赵琳在母亲严厉的爱之下,成为一个“强大”的人。她曾发誓不成为母亲那样的母亲,但不知不觉中,她觉得自己好像成了她不想成为的样子。
04
“住院了,同学会怎么想?”
 
服药一开始并没有给彭可欣带来疗效,一到晚上,她就有用刀划自己的欲望。
一天夜里,她用美团外卖要了一把美工刀,躲在房间里偷偷划,妈妈直接推门进来,抢过去收起来。第二天,她听到妈妈投诉美团,“你们怎么能卖给小孩子刀呢?”
复诊时,医生建议马上住院,“这样可能威胁到人身安全。”
彭可欣不愿意,“住院了,同学会怎么想?”而且医院在市中心,离家30 公里,没有家人,也没有朋友。
和妈妈争执起来,她用指甲把已经结痂的伤疤揭开,这个吓人的举动却更坚定了赵琳让她住院的想法。为了让彭可欣接受住院,爸爸买了最新款的 iPhone 11 给她,妈妈答应她每个月有 1300 元的零花钱。
彭可欣第一次住院时,隔壁床是个六十岁的老人,一到晚上十二点,老人就在睡梦中坐起来,口中还念念有词。新来的病人都被吓醒了。
在医院的日子,主要就是输液、翻手机、然后睡觉。白天,护工表姐陪着她,两人有时一起到附近的美食街逛逛。在表姐的印象里,彭可欣一直都是乖小孩,舅妈请她帮忙时,她以为就是个简单的病。到了医院,发现表妹只有在注射药物后,才像个正常小孩一样说说笑笑,一到晚上,药效过去,就吵着要拿刀,发疯似的想往外冲,旁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。
妈妈每天下班后,去医院陪她,晚上一起挤在病床上。十点病房就熄灯了,她拿着手机,和外面的朋友维持着一点链接。聊到凌晨一点,才道一声“晚安”。
知道她住院的同学并不多,只有同桌和最好的朋友高梓伊,她们说好周末来看她。可欣提前三天就想好,那天去吃什么,穿什么衣服。连续几日聊天,都说同一句话,“周六不见不散。”
探视那天,她提早结束输液,换上从家里带来的干净衣物,三个人去市中心的餐厅,手挽着手走。可欣拍了许多照片,晚上回医院后,在照片上加上可爱的表情,发到抖音。她想让朋友们看到,她没走远。
彭可欣不喜欢医院,到处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,墙上贴着瓷砖,冰凉凉的,病友们比自己大。但是,在医院时,她会清醒很多,药物流进身体里,让她整个人都感到放松些。后来,她依恋这种感觉,并且会吵闹着想去医院。
抗躁郁的药物中,有一种是氯硝西泮。住院时,直接输液进入身体,效果远大于口服。输液输到一半,彭可欣的情绪就会平复。
是否要给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用药,在医学上也饱受争议,大多数用于治疗抑郁症的药物,说明书上都印有“可能增加儿童自杀意念风险”的警告说明,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并监测用药情况,而儿童也更有可能出现依赖药物的行为。开药时,医生会根据专业知识来衡量计量和划定年龄段,但在医学文献上,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。
两周左右,医院抽血做一些检查,生理指征有所好转就可以出院。留给赵琳的医嘱,无非是“按时服药”、“注意观察”。医生也会和家长添加微信,但不会有回访。一次,彭可欣说要跳楼的时候,赵琳发微信求助,得到的回复是:先拉住,然后到医院来看看。
05
“她们都月考了,而我却成了掉队的小鸟。”
 
从家出门过条马路,再拐个弯,就是彭可欣的学校。上世纪80年代风格的五层楼,与广州其他种满绿植的校园不同,操场上的草皮有些剥脱,显得空旷而陈旧。这是一所公办学校,学生大多和彭可欣一样,从附属小学升上来。课程并不紧张,一天七节课,很少补课。对于去哪所高中,老师不会施加太大压力,按部就班的,就可以去区域的公立高中。
在得病以前,彭可欣很喜欢呆在学校。她和同桌是好朋友,对方说话很幽默,上课也变成了一件有趣的事情。班上最受欢迎的女孩高梓伊和她关系最好,一下课,俩人就粘在一起,“我觉得我们都像爱情了,那时候都喊老公老婆的,”她翻出抖音里两个牵手的照片,“别人都超级羡慕我们,谁都插不进来!”
但是,从确诊到2019年结束时,彭可欣反复住了三次院。出院的时候,虽然生理指征有所好转,却不意味着抑郁症的痊愈。
回到学校,就必须遵守学校的作息纪律,每天7点到校早读,5点放学。彭可欣做不到。睡眠障碍,导致她无法按时起床,即便勉强到了学校,也是上课犯瞌睡。
第一次出院后,彭可欣回学校,第一天放学回家就躲在房间里哭,次日一早就无法起来再去。第二次出院也是一样。赵琳试探着问班主任马老师,学校发生了什么,老师说,昨天一切都挺正常的。
彭可欣却发现,回到学校这一个星期,已经又讲完了一个章节,她没学过,跟不上。
她对自己讲,“我有好多天没写作业没好好上学了,我不忍心自己堕落成这样,她们都月考了,而我却成了掉队的小鸟。”
每次到学校,经常要去办公室谈话,彭可欣觉得人们一定都在背后猜她。不自觉的,她会把手臂向内转,不让人看到上面的伤疤。
她不想让同学知道她得了病,但又在想,是不是也会因为我生病了大家都来关心我。
随着病程发展,即便是最好的朋友,也没有办法承受她的情绪,当她又一次把刚割完还没擦的手臂图发给高梓伊看时,对方回,“好可怕,我很怕,不要再给我发了。”
班主任马老师和赵琳协商,这样的情况,即便之后回到学校,也很难跟上进度。商量的结果是先办理休学,之后如果恢复,再把休学记录撤掉。
马老师,从教 29 年,带完这一届就要退休。之前碰到过青春期叛逆期的孩子,学校也有一套严格的执行流程:班主任发现、及时上报、心理老师介入、定期谈话、班主任每周呈交观察报告……直到学生恢复正常的校园生活。但严重的抑郁症,是第一个。她没有经验可以用。
她给各科老师发消息要注意保护,每节课下课,她都要去看看彭可欣的状态,及时反馈给家长和学校教务处。碰到彭可欣迟到,来一两天又走,她不知道该如何做,这不符合学校的教学规则,但又做不到特殊照顾她,“这样,你让别的学生怎么想,他们学起来怎么办?”
彭可欣确诊抑郁症后,班里的另一个女孩表现出了意志消沉的状态,马老师赶快找她谈话。提到彭可欣,她感到惋惜又无措,家长只要保护一个小孩,但老师需要确保每个学生的健康。
彭可欣一直尝试回到学校,她和朋友们渐渐没了交集,她很想找回来。2020年5月,新冠疫情稍息,她又回到学校。买校服、准备课本、定早起的闹钟,兴奋地挨个儿通知了好朋友。可是,一见面,高梓伊和她开了一个玩笑,“你怎么这么胖了?我不要和你玩了。”可欣赶紧把上衣下摆往下拉,遮住臀部,她不想让别人注意她因药物作用胖了近 20 斤的身体。
年末再回学校参加运动会时,朋友们形成了各自的小圈子,说话有了陌生感。她不愿意再去了,出门绕着学校走,生怕碰上同学。彭可欣觉得,自己就像一条被塞进了漂流瓶里的鱼,看着朋友们的说笑,什么也听不到,而塞在瓶子里的自己,只能不断开合着嘴巴,随着海浪一点点飘远……
06
“她也有享受痛苦的权利,我只需要在后面保护好她。”
 
距离女儿确诊为重度抑郁症,已经过去了 8 个月,日历上记录下了女儿的病情:2020 年 2 月,一共有 11 个空心三角形;3月,14 个空心的,7 个实心的。
空心代表自伤,实心代表意欲跳楼行为。
此间,赵琳不断寻找治愈的方法,网络里没什么有用的信息,每个网页上都在强调家庭关系,她接受,但是,没有解决方案。
现在,重新休学在家的彭可欣,生活又回到了那个四平米的小房间。她有时会想找个男朋友来陪陪她,在抖音里找到同城的中学生,打了招呼,就不知道接下来该聊什么。前几天,她与一个中性风的女孩子建立了联系,互相介绍完姓名后,没了下文,“感觉她身边的朋友很多,”她把对方的资料翻了个遍,有些失落,“我就不必要介入了吧。”
再一次,在她的小世界,又只剩下自己一个人。
幸运的是,母亲赵琳找到了一个可能。郁金香家长互助群,是全国最大的民间抗郁联盟公益组织,2015 年成立,在126 个城市有分会。在这里,赵琳发现了同伴----每个家庭的经历都多少有她与女儿的影子。
面对青少年抑郁症,郁金香鼓励并引导家长从自身的改变开始。读书会指导每一位家长先看见自己,再看见别人。机构里的老师们告诉家长,要尊重孩子的情绪,不要一上来就给孩子下判断,要做到不建议、不理会(不担心)、不要求。因为家长们的焦虑会消耗孩子的能量。此外,互助群里还有一些正念、观呼吸等让家长们也保持情绪平静的课程。
学习了一个多月后, 赵琳慢慢变得会夸奖女儿了。可欣买了一大堆化妆品,在眼皮上抹上橙色,画出一条长长的眼线,涂了口红,在她面前晃悠,她就搂住女儿,夸她真好看。
半夜,女儿突然要求去医院吊针,她一口答应,但按照老师的办法,先稳住自己,慢慢整理出门的物品,拖延时间。果然,二十分钟后,女儿说太晚,要去睡觉了。
家里的刀不再藏起来了,看到女儿用刀划手,她不去抢,就坐在那儿,手指死抠着裤子边沿,也不让自己露出慌乱的神情。等到结束,女儿放松了,她再去处理伤口,“我能做的只有这些,她也有享受痛苦的权利,我只需要在后面保护好她。”第二天,女儿也许还会告诉她自伤的原因。
“她懂怎么处理的。”赵琳清楚女儿不会乱来。近几个月以来,可欣已不再那么频繁地失控。作为母亲,女儿的想法在掌握中,女儿的行为是在像外界呼救,但是,“无论怎样,能救一次未必能救下一次。”晚上,她们挤在小房间里看电影,她想,我们会慢慢变好的。
(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,头图来自视觉中国,李当心对本文亦有帮助。)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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